第十五章 从襄阳到汴京
作者:耕文轩主人   东坡往事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在襄阳城,苏轼还花一百钱买了两只雉(山鸡),烹煎后食之。

    食后又突然想到《月令》中所言:(每逢)孟冬,雉入大水(淮水)为蜃。蜃形如蛇而大,呵气成楼台。因此,食后又心有余悸,把这种想法又表现在诗里。

    在这里,苏轼大吃鳊鱼与野鸡(雉)之时,喝的酒水也绝不会含糊,据后人考证,是襄阳宜城县当地的特产——竹叶酒,又名竹叶春。

    宜城是襄阳属县,在府南九十五里。

    宜城县东二里有金沙泉,其泉造酒甘美,世称宜城酝。饮罢竹叶酒,苏轼来不及抹嘴,心中又发出了:耆旧何人在,丘坟应已平。惟余竹叶在,留此千古情。

    苏轼口中的“耆旧”,语出《襄阳耆旧传》,又称《襄阳耆旧记》。东晋习凿齿所撰,共五卷。主要是记载襄阳郡的历史人物事迹、山川城邑和牧守业绩等,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集,可惜今已佚。

    离开襄阳,到了昆阳城(今河南叶县),又给了苏轼一次难得的凭吊历史的机会。

    由于两千多年前在此发生过“昆阳之战”,是历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一场著名的战役,也是王莽归于灭亡、刘秀得以中兴的决定性的一战。

    苏轼站在农夫的菜畦上,望着当时平野旷远、孤城如块,风沙苍茫之野,城门通向四方,故道宛然还在。

    但当时战争用于攻防的楼橹,却不见一点踪迹。茫然不知的田农野夫,躬着腰背正在整畦种菜。面对此情此景,苏轼提笔作了一篇《昆阳城赋》。

    在赋中苏轼不由得感到怅然若失:既感慨于那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,也感慨于时光荏苒,岁月流逝,历史变迁。一句“彼野人之何知”,既是对自己的学识和对历史的精通感到骄傲,又是“野人”不知季节变换而自己却怀着深沉的历史情怀,却也含有“野人“不知历史,也就不去怀想历史,而过得逍遥自在的意思吧。

    叶县旧属汝州府,因唐开元年间有个叫王乔的人在此地得道成仙,唐时还一度被置为仙州。

    苏轼游览了这里的双凫观,还听说了这里面的典故:唐显宗世为叶令,而有神仙术的王乔每月逢朔、望之日都要到京城长安去参拜。奇怪的是,显宗却没有见过王乔的车骑,密令下属暗中观察,却见到王乔每次要来前,总有两只野鸭自东南方向飞来。于是,在一次又见野鸭飞来时,用网捕获,结果网中只有一双朝廷此前赐予的官靴。

    这一段子充分佐证了王乔的仙术,在我看来,苏轼对此是极为感兴趣的,因为苏轼早年的启蒙老师就是一位道士!

    苏轼一家人一路北进,未达京师前,又一路游览了几处人文景观。

    在汝州颍桥,参拜了颍大夫颍考叔庙。

    颍考叔这个人,是郑国的大夫,执掌颍谷(今河南登封西),在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姜发出“不及黄泉,无相见也”的誓言后,孝子颍考叔挖了一个隧道,取名“黄泉”,安排郑庄公与武姜在“黄泉”见面,这就是后世闻名的“黄泉相会”。

    颍考叔在苏轼的时代就已经闻名天下了,以至于苏轼也相信了颍考叔是当地人,其实,关于颍考叔的家庭住址知道今天仍有争议。有说河南登封的,有说安徽颍上的,还有说河南许昌的。总之是,人一出名,福利就多多。

    在尉氏县,苏轼游览了东南城隅的阮籍啸台。

    阮籍,世称阮步兵,,字嗣宗,陈留(今属河南)尉氏人。三国时期魏诗人,阮瑀之子,竹林七贤之一。

    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,其《咏怀诗》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,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,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,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,一个显著的成就,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,开创了新的境界,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    后世如晋朝的左思、张载、陶潜(《饮酒》),南北朝刘宋的鲍照,北周的庾信,唐陈子昂(《感遇》),李白(《古风》)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,广泛涉及现实生活,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,无不是对阮籍《咏怀诗》的继承和发展。

    按理说,苏轼晚年曾数次和陶渊明诗,诗文上算是陶渊明的徒弟的话,那么,阮籍在作诗上可以说算是苏轼的师爷了。

    行到尉氏县,正遇大雪。

    一日当苏轼借宿在驿站里,恰逢有一位黑脸大汉冒雪也前来借宿,进门二话不说就叫上苏轼一起喝酒。苏轼也不避讳,“我酌徐徐不满觥”。第二天早上酒醒,见昨晚对饮的黑汉已不知所踪。苏轼无奈地摇摇头,作首诗把这一事件记录了下来。

    所以说,我在文中所述也全是有据可查的史料,绝不敢掺杂一丝的水分。苏轼诗中,写驿站奇遇时还仿效了他的偶像白居易《琵琶行》的口气:纷纷笠上已盈寸,下马登堂面苍黑。苦寒有酒不能饮,见之何必问相识。

    路过封丘县时,苏轼还去了县西三十里的朱亥墓。

    朱亥,战国时魏国人,隐居于市井之中,有勇力,早年在大梁(今河南开封)当屠夫。魏安嫠王十九年(前258年),因侯赢的推荐,成了信陵君的上宾。曾在退秦、救赵、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,晚年隐居朱仙镇。

    李太白曾作《侠客行》来歌咏朱亥,可见朱亥同志的光辉形象源远流长。朱亥是用袖中四十斤重的铁锤,就锤死了晋鄙。使得魏公子进兵击退秦军,解了邯郸之围。

    这时我突然想到,我们在上学时课本上的《大铁椎传》说的是不是朱亥的事,但很遗憾,这只是清朝初期明遗民魏禧为了透露出自己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,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,表达一些“抗清复明”爱国思想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。

    二月十五,苏家人抵京师开封,赁居在西岗的一处宅院里。

    安置甫定,苏颂(字子容)前来叙宗盟。

    苏颂(1020-1101)是家居润州(今镇江)并在此终老的北宋著名政治家、科学家、药物学家,苏轼(1037-1101)是宋代诗、词、文、书法、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。古人曾有“二苏交厚而无文”之说,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,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。

    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,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祐、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。

    嘉祐、治平年间,苏洵除授试校书郎,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,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(今河南开封)任职。据苏轼回忆,“自昔先君以来,常讲宗盟之好”,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,苏洵为四川眉山人,苏颂为福建泉州人,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。

    苏洵去世,苏颂曾有挽联二幅,其二“常论平陵系,吾宗代有人。源流知所自,道义更相亲。痛惜才高世,赍咨涕满巾。又知余庆远,二子志经纶”,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。苏洵与苏颂的联宗,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40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。

    以至于在绍圣元年(1094),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时,扬州州守正是苏颂,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    建中靖国元年(1101),苏颂在润州去世,适逢苏轼路经润州,苏轼也病入膏肓,写下了《荐苏子容功德疏》。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的总结与概括,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: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,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,政治立场大致相同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。

    三月,弟弟苏辙被选入流内铨。

    流内铨是宋官署名,属吏部,掌管幕职、州县官以下注拟、磨勘等事。

    北宋初年,京官七品以下流内官员的任免、考课等,仍属吏部。元丰三年(1080),改吏部流内铨名为尚书吏部,官制改革后,再改为吏部的侍郎左选。

    四月八日,梅尧臣(字圣俞)病逝,年五十九岁。

    苏轼曾经非常喜欢老梅的一首《和宋次道紫宸早朝》诗:

    陆生声誉在云间,来预簪裾谒帝颜。冠剑有客夔与禼,文章全盛马兼班。

    耽耽玉宇龙缠栋,蔼蔼金铺兽啮环。却出常衙殿前过,戟衣风动自相攀。

    刚送走梅老先生,九天后,江休复(字邻幾)也死于京师。

    江休复,曾任刑部郎中,死后欧阳修作的墓志铭,可见此人亦非凡人。

    苏轼曾见过此人,而在贬黄期间与江老爷子的孙子江惇礼后常有书信往来。

    五月二十一,苏轼得知蔡襄(字君谟)除任开封知府。

    曾经在一起论书的苏轼,后来回忆起曾力荐君谟领袖北宋书坛但总被蔡襄婉拒。那时的苏轼认为,学书法就像在激流中溯流而上,用尽力气,船还是不离旧处,而蔡襄的书法却能独出于当代。

    后来,苏轼还写有评论蔡襄书法的文章多篇,称蔡襄为当世第一,且始终坚守此论。蔡襄死后六年,苏轼还专门从杭州到临安县去借阅蔡襄写的《海会寺记》,对他赞誉有加。

    就连欧阳修也认为,“蔡君谟独步当世”,还说他行书第一,小楷第二,草书第三。若要是鸡蛋里挑骨头,硬说蔡襄的书法有哪些瑕疵时,就是大字略显粗疏些。苏轼认为,若是分科行医,那是此人是医术太低;若是某人靠颜色来作画,是画技太差;若只能作一种书体而不会另一种书体,那就是没有参透书法的真谛。学书法应从小楷练起,像蔡君谟这样的书家,真、行、草、隶、篆无所不精,兴趣之余还能变为飞白书,可谓是参透了书法的关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