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气上扬为高德，
正知正觉心意真。
浊气下沉形污秽，
邪知邪见私欲深。
陈万栋院长和纪团宣检察长听了段泽华的话语后，两个人一时陷入了沉思。
人常说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，这句话不全对，但应该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正确的。
尤其现代社会，有几个人会是文盲或者不懂法？
恰恰，很多犯法的人，往往大都是相当懂法的，甚至很多贪官污吏、经济罪犯等还具有高超的反侦查能力和极强的自我辩护能力。
道德，是一个中性词，道德上扬之清气可称为高德，是为高尚的信仰和正知正觉，是国家和各行各业中的高层人士应该具有的道德水准。
这些人往往是最接近太阳，或者是最占据接受阳光照耀的最有利的地形和位置。
如果这些人中间有人缺少了这个层次应该具备的道德和格局，那么，他们就有可能会产生垄断阳光的欲望或心思。
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嫦娥妹妹也未尝不可亲近。
道德下沉之浊气可称为污秽，是为低级的欲望或邪知邪见。
这些人往往是各行各业中道德水准低下、人性低劣、极其自私自利之徒。
他们常常会为了一点点私利或私欲，经常会去做各种没有底线的苟且交易。
道德中间之气可称为道德的生态空气，我们大多数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公德、法律秩序和风俗习惯当中。
而社会公德、法律秩序和风俗习惯的水准，正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空气质量，亦可称做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文明程度。
这些年，贪污腐败居高不下，经济犯罪层出不穷，诈骗套路推陈出新，失信执行人和老赖更是连年增长。
我们对待贪官污吏和经济犯罪有些过于轻纵，违法犯罪的成本和代价过低，导致更多的人前赴后继，铤而走险，并成泛滥之势。
我们用了几十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，甚至几百年的物质发展道路，我们很多人就沾沾自喜了，膨胀了。
几十年来，我们整天和西方比经济，比物质，比得我们心浮气躁，比得我们多少成年人，甚至老年、少年满身的戾气。
比得我们青少年抑郁症、自杀率全世界名列前茅。
几十年的经济狂奔，我们的精神已经严重偏科了。
本来物质和精神还算平衡的两边车轮，这些年，精神这边早就已经爆胎了，一直是轮彀被拖在地面上，一路擦着火花在狂轰油门。
如果再这样下去，精神的轮彀就要快被磨得没有形状了。
gdp是我们这些年最津津乐道的，很多人并不一定清楚gdp的内涵，只管看着gdp的外表。
至于gdp是健美的肌肉，还是肥胖的赘肉，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是过了磅秤后的数字。
在历史上，如果说gdp最厉害的时代，应该是北宋，那个时期的gdp一度占到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。
但北宋最后的亡国在历史上又是多么悲惨，多么耻辱！
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起，整个北宋重文抑武，战备松懈。
先是被契丹族人建立的辽国欺侮，后来又被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不断袭扰、侵略。
最终，两任皇帝和数千名妃嫔、公主和大臣被掳掠到了金国，宋徽宗深爱的皇后惨遭金人行‘牵羊礼’而羞愧自尽等。
华夏几千年来，为什么一直会有梦回大唐，梦回长安之说？
因为，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前期，那是一个人人都能从骨髓里洋溢出满满自信和自豪的时期。
那个时代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，其开放和包容的程度，都是历史上最为巅峰的时期。
那个时期，物质和科技并没有北宋时期繁荣和发达，但民族自信却远远超出北宋太多太多。
如果说还有哪个时期能和盛唐时期相比的民族自信，那就是共和国刚成立后的那些年。
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自信，哪来的抗美援朝战争，更别说胜利了？
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自信，哪来的华罗庚、李四光、邓稼先、周培源、钱三强、钱学森、苏步青、王淦昌、周光亚等中国现代科学的二十多位奠基人不远万里，不顾险阻，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。
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自信，哪来的两弹一星带给我们今天的底气？
那个时期，这些或求学或工作在欧美、苏俄、日本等经济、科技强国金字塔顶尖的科学家们，是被新中国强大的物质条件吸引回国的吗？
不是，吸引他们的是高尚的精神信仰，是国家自信，是民族自豪，是树高千尺不忘根的浓浓家国情怀！
诗经、楚辞、秦风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以及明清的小说都是一个个时代文化的丰碑。
解放后，产生了无数文学巨着，以及恢弘的歌曲、绘画和书法等作品，文化艺术领域更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
但为什么我们现在物质文明如此高度发达的时代，却鲜少有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面世了？
是因为这个时代，人们不会写作，不会创作？还是根本就不屑于写作或创作了？
都不是！
是因为这个时代，人们大都迷陷在了物欲的深海里不能自拔，很少有人还对亲情、爱情、友情抱有真正的信仰。
正所谓，无真情不绝唱，没有信仰，又何来真情？
而真挚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恰恰正是文学艺术作品的三条大筋。
没有了大筋，再华丽的辞藻也不过是一堆堆砌起来的文字而已。
而且，平庸的价值观自然就缺少了创作好作品的心境和意境，也缺少了欣赏好作品的审美观。
陈万栋院长、纪团宣检察长和段泽华，三个人热烈地交流着，肆意抒发着各自的观点和内心看法。
最后，三人达成共识，扬善惩恶，须大有作为。
否则，他们两人就愧对包青天和狄仁杰的时代美称。